经济行贿罪应当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

姜 莉 徐卫红


贿赂罪的“谋利”要件一直是刑法理论界争议较大的问题。在现行刑法未对“谋利”要件作出修改的情况下，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行贿罪的“谋利”要件作一分析。1997年《刑法》第389条第1款规定的一般行贿罪必须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紧跟着第2款规定：“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理论上一般将此种情况的行贿称之为“经济行贿”，以区别于一般行贿。由于这一款没有在罪状中规定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条件，因而理论上对经济行贿罪是否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必要要件，存在着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经济行贿是与一般行贿并列的行贿方式。认定经济行贿，不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必要要件，不论行为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只要具备给被行贿人以数额较大的财物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被行贿人以回扣、手续费其中一行为的，即构成行贿罪。更有论者进一步指出，经济行贿之所以不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是因为在当前，经济往来中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或者违反规定给予回扣、手续费的现象十分严重，相当普遍，也具有相当隐藏性，刑法为了尽可能减少实践中的此种现象才专门规定了这种行为为行贿。经济往来中的行贿，行贿人谋取的经济利益往往有相关的合同、协议等为依据，要界定是否属于不正当利益比较困难，为了便于对经济往来中的行贿犯罪的打击，所以立法作出如此特别规定。
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行贿是特定领域、特殊形式的一种行贿，本身不具备完整的构成要件，必须先符合行贿罪的一般构成要件，再符合特殊规定才构成犯罪，经济行贿罪必须是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认为刑法第389条第2款规定的经济行贿同样须具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理由是：
第一，从立法技术上分析，有些犯罪由于领域的广泛性和形式的多样性，法律除对一般情况作出一般规定外，还对某些特定领域或特殊形式的该种犯罪加以专门的规定。当这种专门规定与一般规定不在同一条文时，法律需对各自不同的特征加以完整的表述(如诈骗罪与各种不同形式的金融诈骗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生产销售各种特定的伪劣产品罪就属此类)；当专门规定与一般规定在同一条文时，为了法律语言的简洁，往往将某些一般特征省略，而只将其特殊性予以表述，这是立法力求简练的技术要求。刑法第389条第2款规定是对特殊情形下行贿罪的特别规定，并非一个独立法条，其本身并不包涵行贿罪的所有构成要件。该款仅对经济往来中的行贿在客观方面的特别特征作了表述和强调，省略了行贿罪其他构成要件的表述。
第二，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决定了犯罪构成要件的宽严，经济行贿较之政府权力运作中的行贿其危害性更小，如果认为经济行贿反而不须具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则无疑扩大了对经济往来中行贿的打击面，导致罪刑不相适应。一般行贿主要发生在公务活动中，如在寻租司法权力、违规申请贷款、干部提拔任用、承包开发工程、违规减免费用、违规审批项目等政治、行政领域的腐败是更为典型的权钱交易，它发生在政府权力的运作当中，这种行贿危害的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可以说直接危害政权。经济行贿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比较普遍，但一般发生在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购销、承包租赁、联营等形式的经济往来中，带有商业贿赂的性质，是商业领域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其危害性要明显小于一般贿赂。如果认为经济行贿不需要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构成要件，则会造成社会危害性小的行为反而比社会危害性大的行为处理严格，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实践中也会导致经济行贿与一般行贿处理上的不平衡。所以，谋取不正当利益应作为一切行贿的必要构成要件。
第三，刑法第389条第3款规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这一款是对行贿罪的除外规定，应当理解为是统领前面二款的，是对第1、2款两款的除外，即无论是一般行贿还是经济行贿的行贿人，因被勒索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由此表明，经济行贿与一般行贿一样，都必须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
第四，经济行贿须具备“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件符合司法解释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发的《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第2条：“对于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构成行贿罪的……”，从这一解释可以看出，经济行贿也是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通州市公证处 江苏省通州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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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企、事业单位对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后实行合同制管理的试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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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深化我市企、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保障毕业生在国家计划和社会需要的前提下合理就业、合理流动，保障用人单位的人事自主权，促进用人单位合理使用人才，根据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从一九九二年起，我市对国家计划招收并统一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和计划内自费生（不含硕士以上学位的研究生）在企、事业单位就业的，一律试行合同制管理。
第三条 毕业生持报到证到用人单位报到后，双方即按本办法规定签订合同（合同书由市人事局统一印制），合同经用人单位的主管部门签证后生效。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应按合同履行各自的职责、权利和义务。
第四条 用人单位要尊重知识，珍惜人才，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爱护毕业生，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并为他们提供发挥专长的工作环境；毕业生应奋发进取，努力工作，在实践中增长才干。
第五条 合同应规定下列内容：
（一）岗位职责；
（二）合同期限；
（三）工资报酬和劳保福利待遇；
（四）工作纪律；
（五）违约责任；
（六）双方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合同期限一般为三至五年，由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协商确定。特殊行业、专业，如重点工程项目、教育、卫生、农林水行业等可适当延长合同期限。
第七条 属于下列情况之一者，用人单位可以提出解除合同
（一）不履行合同条款，屡教不改的；
（二）对工作不负责任，造成严重损失的；
（三）严重违法乱纪的；
（四）被判处劳动教养或判处徒刑的。
第八条 属于下列情况之一者，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合同：
（一）合同期未满，且不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
（二）患有职业病或因工负伤并经县一级医务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的；
（三）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四）女同志在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内的。
第九条 属于下列情况之一者，毕业生可以提出解除合同：
（一）经用人单位同意，考上全日制各类高等院校继续深造（含自费）的；
（二）因工作需要，按规定被党政机关选调或经批准调动工作的；
（三）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经批准出国定居、自费出国留学的；
（四）用人单位不履行合同，或者违反国家政策、法规，损害毕业生合法权益的；
（五）有其他特殊原因的。
第十条 在合同期内，任何一方提出解除合同，必须提前两个月通知对方，由提出解除合同一方填写《解除合同审批表》，双方签名盖章后，用人单位即送主管部门审批，报同级政府人事局备案。主管部门必须在收到用人单位报告后的两个月内予以答复，到期不答复的应视为同意。
第十一条 实行合同制管理的毕业生，不实行见习期。到工作岗位后，其工资标准按国家现行的毕业生见习期满的定级工资标准确定。一年期满按规定办理转正手续。从履行合同之日起，毕业生与所在单位的同级、同类人员享受同等待遇。
第十二条 实行合同制管理的毕业生其工龄计算办法是：把本次执行合同的实际时间与已履行过的历次合同的起止时间合并计算，上一次合同期满到下一次签订合同的待业时间在半年以内的，可计算为连续工龄；其中属于按第七条第（三）、（四）款规定解除合同的，其工龄计算按有
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合同期满或经批准解除合同后，毕业生如未能续订合同或找到新的职业，即转为待业。可在原单位待业，也可以到市人才交流中心登记就业，进行人才交流。待业期间，其人事档案暂留原工作单位保管。
第十四条 毕业生在待业期间，其待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待遇是：
（一）企业：按单位职工的待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待遇执行；
（二）事业单位：
1、工作年限满一年以上，待业在半年之内的，按本人基本工资及各类补贴（不包括奖金和临时岗位津贴）发给；超过半年仍未就业的，按本人基本工资发给，但最多不超过二十四个月。
2、待业生活费由原单位按月支付。
3、待业期间可继续享受原来的医疗保险待遇。
（三）待业者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停发待业保险和中止医疗保险：
1、给付期已满的；
2、已续订合同、重新就业（包括从事个体劳动）的；
3、触犯刑律、受刑事处罚的。
第十五条 毕业生解除合同后或在原单位待业期间要求流动到其他单位的，按国家干部身份介绍。
第十六条 合同双方发生争议时，应当协商解决，协商无效的，按《厦门市人才流动争议仲裁暂行规定》（厦人〈1991〉064号）由主管部门向市人才流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结果双方必须执行。
第十七条 从一九九二年起，凡从外地调入我市试行合同制管理单位工作的毕业生或已分配在我市党政群机关工作的毕业生调入试行合同制管理单位的，从调入之日起按本办法试行合同制管理。
第十八条 本办法亦适用于中央和省属在厦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市属集体企事业、内联企业、三资企业、股份制企业、乡镇企业、民办科研机构等，不含中小学。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厦门市人事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1992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