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峰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讲师




具体人格权概念是我国人格权理论中广为使用的概念。学者们在与一般人格权相对的意义上将其界定为以具体人格利益为保护客体的人格权。[1]但是，何谓具体人格利益却鲜有界定，与此相应，学者们关于具体人格权类型的说明往往只能通过列举的方式完成，而不同学者尽管对具体人格权类型及个别具体人格权的内容存在一些共识，但其认识上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2]因此，在我国，什么是具体人格权依然是一个理论上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由于几乎所有国家都以人格保护为法律的重要追求，因此，具体人格权制度设计的差异首先不是价值层面的差异，而是法律技术层面的差异，是一个特定法律制度背景下如何合目的、合体系地建构具体人格权制度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将从对不同国家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的分析出发，研究其差异之所在及其形成背景，并最终结合我国既有的法律前提，提出我国具体人格权界定的基本模式。
一、具体人格权制度的不同立法模式
(一)不承认具体人格权的立法模式
以瑞士为代表的国家在立法上基本不承认具体人格权的存在。瑞士学者认为，《瑞士民法典》“有意识地放弃了对人格利益的列举”。[3]该法典仅明文规定了一种具体人格权——姓名权，其他人格利益的保护都通过该法典第28条一般人格利益保护的规定来完成。[4]在1982年《瑞士民法典》人格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联邦司法和警察部起草的草案第28条第2款曾加入了具体人格权的规定——“特别是身体、生命、私人和秘密领域、自由和名誉属于人格关系”。[5]但是，“参议院放弃了这种模式。其理由是，这样的列举永远不可能是完全的，其仅仅具有示例功能并且会妨碍人格权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它也会导致法律条文难以组织”。[6]
从形式上看，《瑞士民法典》中也规定了一种具体人格权——姓名权，但姓名权作为独立权利存在并不是人格权理论发展的结果，而是姓名权理论自身发展的结果。在历史上，当人格权还在为自己能否得到承认而斗争时，姓名权已先于人格权被作为维护家族身份和等级的制度在家庭法和公法领域得到长足的、独立的发展。[7]例如，在《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过程中，姓名权最初仅规定在家庭法的一些条文中(第1274、1455、1497、1569、1622条)，而这一点“可以回溯到100年之前的《普鲁士一般邦法》，姓名的获得或者丧失仅仅被作为获得或者丧失与一个家庭关联的结果”。[8]在历史上，姓名只不过是确定身份、职业等的工具。[9]在《瑞士民法典》起草的过程中，姓名权虽然被规定在人法中，民法典起草人胡贝尔(Huber)在立法理由中也明确将其列于人格保护之下，[10]但这只不过是将既有的姓名权制度纳入到民法典中而已。不论在德国、瑞士、奥地利还是列支登士顿，姓名权在立法中都是作为独立条文出现的，姓名权的制定法化并不能成为认定具体人格权制度立法模式的标准。
(二)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
以德国为代表的国家采取了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所谓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是一种以构建内容具体确定的具体人格权益类型为目的的立法模式。在这种立法模式中，对侵害具体人格权行为的违法性采取推定主义，只要当事人证明有关具体人格权益受到该行为侵害，就可以直接推定该行为违法，不需要法官进行利益权衡。为了实现违法推定的目标，这种立法模式采取具体人格权类型列举、内容列举、法律救济手段列举的方式，在具体人格权的类型、内容和救济手段三个纬度上均选择了法定主义立场。
1．具体人格权类型法定
具体人格权类型法定是指除制定法明确规定的具体人格权外，不存在具体人格权。目前在德国，尽管理论和实务承认了非常广泛的人格利益保护范围，但一般认为，所谓的具体人格权益仅包括《德国民法典》第12条规定的姓名权以及特别法中规定的对肖像的权利、著作人格权、数据保护权等类型，[11]此外，有学者将《德国民法典》第823条规定的生命、身体、健康、身体自由等四种人格法益也纳入到具体人格权的范畴;[12]对上述规定之外的人格利益的保护都是通过一般人格权来实现的。尽管在适用过程中，司法实践和理论对其内容进行了一定的类型化，但并不等同于具体人格权;司法机关并没有从一般人格权或者其他一般条款中引申出具体人格权。
2．具体人格权内容法定
为了确定权利，尤其是绝对权的内容，传统法学采取了“客体加权能”的构建模式，特别是将客体作为认识权利的基本起点。具体人格权内容法定也因此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具体人格权益所要保护的对象确定。就德国法所承认的具体人格权益而言，生命、身体、健康这三种对象自然确定;自由看似抽象而不确定，但目前德国理论和实践上的通说认为，此处的自由应当做限缩解释，仅仅包括身体活动的自由，[13]从而实现了自由这一人格权益保护对象的确定;姓名权和肖像权在这一模式之下，被限定为对已存在的姓名和肖像本身的权利，而不像我国那样被界定为有关姓名或肖像的权利。因此，在德国上述几种有限的具体人格权首先都具有确定的保护对象，如果不存在具体的保护对象则不存在具体人格权。例如，由于“名誉”难以规范界定，因此，《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拒绝承认名誉权为具体人格权。其二，权能列举、确定，有关权利赋予权利人的法律上的力是封闭的，而不是开放的。以肖像权为例，在德国，肖像权就是《关于肖像艺术和摄影作品著作权的法律》(KUG)第22条规定的以“未经被拍照人许可不得传播和公开展览他人肖像”为内容的权利，其他和肖像有关的人格利益保护，如未经许可拍摄他人照片等，只能通过一般人格权来完成。[14]《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的具体人格权益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全面的对生命、身体、自由和健康的权利，但是由于这些利益被放置在侵权法中，其权能也仅有一项——排除侵害，因此，其权能实际上也是列举规定的。
3．法律救济手段法定
在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中，具体人格权的救济手段也表现出封闭性，其对救济方法的规定采取了列举的方式。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不存在针对所有具体人格权的统一救济规则。例如《德国民法典》原来的第847条，现在的第253条仅规定了对身体、健康、自由和性自主的精神损害赔偿;第12条仅规定了对姓名权的救济。其次，针对特定具体人格权的救济手段具有法定性，只有当法律明确规定了针对特定权利的救济手段时，当事人才可以据此规则提起救济请求。从表面上看，目前德国的司法实践在法律没有规定侵害姓名和肖像的精神损害赔偿规则的情况下，给予了上述人格利益损害以精神损害赔偿，从而突破了人格权救济手段的法定性，但是，德国司法机关对姓名和肖像精神损害赔偿理由的论证却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德国的理论和实践坚持了上述法律救济手段法定的立场。为了解决具体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联邦最高法院曾试图依据宪法的价值判断直接赋予上述人格利益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15]但是后来法院改变了立场，其通过论证具体人格权仅仅是一般人格权的一个片断，侵害具体人格权就是侵害一般人格权，使得姓名、肖像等人格利益的损害可以得到精神损害赔偿。上述两种论证方法的差别在于，前者是通过法官造法，扩大了针对姓名权和肖像权的救济手段，而后者则坚持了具体人格权权能的法定性——从根本上讲，姓名、肖像等人格利益的损害之所以能够得到精神损害赔偿，其请求权基础并不是法律关于姓名权、肖像权的规定，而是一般人格权。[16]
(三)概括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
和上述立法模式相对的是概括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具体人格权的种类、内容等都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相对开放的。对所有具体人格权而言，侵害行为是否违法都需要法官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利益权衡，“具体人格权是绝对权，但它们的保护范围受到与其冲突的他人人格权或者共同利益的限制，以至于具体的保护范围只有通过利益权衡才可以确定”。[17]这种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以奥地利、列支登士顿等国家为代表。[18]其概括性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具体人格权类型开放
在奥地利，尽管《奥地利普通民法典》(ABGB)第43条规定了姓名保护，第1325条以下分别规定了身体、生命、性自主、私人领域、人身自由、名誉等的保护，但是，该法典第16条“允许从民法典的其他规范和其他法律中推衍出具体人格权”。因此，学者们一般认为，“《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16条一般条款般的表述使得不依赖于基本法，而是通过扩张解释大量以人格保护为目的的规范或者通过漏洞填补承认不同的(具体)人格权成为可能”。[19]在列支登士敦，虽然其《人与公司法》第39条规定了精神和身体不可侵害，规定了有关名誉、信用、居室安宁、自由、姓名、徽章、家族标记及其他标记、肖像、通信、商业、其他类似关系、要求尊重人格的权利等非常繁多的具体人格权类型，但是，该条所列举的受保护的人格利益仅仅具有示范性，它们是不完整的。[20]可见，在上述立法体例中，法律所列举的具体人格权的类型是开放的，司法机关可以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发展出新的具体人格权，例如在奥地利，司法机关所做的就是“限于发展具体人格权”。[21]
2．具体人格权内容开放
概括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最大的特点在于其权利内容的开放性。在这种立法模式下，各种具体人格权所保护的人格利益只有一个“大致”的范围，而没有准确的界限。形成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在于这种立法模式中具体人格权所保护的对象往往具有不确定性。私人领域、名誉、自由等等对象首先是一种观念上的存在，法律难以也没有对其作出任何规范性的界定，其概念都是开放的。在这些开放性概念基础上建立起的具体人格权其内容当然也是开放的。在权利内容这一问题上，两种立法模式之不同的一个代表性例子是关于自由权的理解。在德国法中，自由被限制性地解释为身体自由;而在奥地利法中，学者们认为，“作为《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16条规定的天生权利的自由权保护的客体既包括身体自由也包括意志自由(行为自由)”。[22]值得一提的是，从法律条文来看，《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43条关于姓名保护的规定中，姓名权的对象和权能似乎都是封闭的，构成了上述具体人格权内容开放的反证。但是，该法“规定姓名保护的第43条是1916年对《奥地利普通民法典》进行第3次修订时才加入的，而当时的《德国民法典》第12条是它的榜样”。[23]它并不是奥地利具体人格权内容开放模式的产物。
3．具体人格权救济手段开放
在这种立法模式中，侵害具体人格权的法律效果具有开放性，而不是像德国法那样，针对不同的具体人格权规定具体的救济方式。这一点比较突出的表现在《列支登士顿人与公司法》第39条中。该条规定，“任何人的人格关系未经许可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特别是身体和精神的完整、名誉、信用……等受到侵害，则可以要求确认人格关系、排除妨碍、通过收回或者类似的行为恢复原状、停止侵害……”，而没有针对不同的具体人格权规定具体的救济方式。由此，对具体的人格权而言，其救济方式具有开放性，法官可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应当采取怎样的救济方式。
二、不同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存在的根源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在具体人格权制度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立法模式:不承认具体人格权的立法模式、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概括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这三种模式在各自特有的法律文化和制定法背景下都较好地实现了人格利益保护这一目标。这种特有的法律文化和制定法背景就是不同立法模式得以存在的根源。具体而言，这种法律文化和制度背景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具体人格权立法目标的差异
选择怎样的立法体例和立法者所要实现的立法目标是紧密相关的，不同的立法目标会导致不同的模式选择。在德国，法官的主导地位“在《民事程序条例》咨询的过程中经过深思熟虑被认为是可疑的并因此而被拒绝”。[24]“《德国民法典》是与毫无漏洞以及法官严格受法律约束的实证主义理念相适应的法典化。”[25]因此，德国的立法者选择了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所有具体人格权的内容、救济方式必须具体确定，从而为规范调整的主体建立具体的行为规则，并排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维护交易的安全。一个反证就是名誉权保护的立法。名誉保护是在任何时代和国家都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却拒绝承认名誉权为一种具体人格权，因为“打算使名誉针对任何过失侵害得到保护的动议走的太远了，从而迷失于不确定中，而对本条(指现在的第823条第1款——作者注)来讲，重要的是保护某些可以进一步描绘的人格利益免受侵害”。[26]
与德国不同，瑞士、奥地利等国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得到广泛承认。就《瑞士民法典》而言，它“着意于法官的添补”，这一特点“可以从瑞士司法时至今日依然保持的独特特征得到解释……判决的权威源自于法官个人的素质”。[27]《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作为一部自然法法典，在其第7条明确规定，“……如果案件依然有疑问，则该案必须在考虑审慎搜集的情况并深入权衡的基础上根据自然法律原则进行裁决”。《列支登士顿普通民法典》基本上是《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全盘抄袭，具有和《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一样的第7条规定。对这些立法来说，具体人格权的内容是否具体确定并不是那么重要。
(二)不同的侵权行为法结构
尽管目前存在着一些争议，但至少上述国家立法进行之时的主流观点以及当前的主流观点认为，人格权更多的是一种防卫权，它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侵权法中，因此，不同的侵权行为法结构影响着具体人格权的立法模式选择。上述四个国家的侵权法规则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瑞士、奥地利和列支登士顿民法典中的侵权法规则采取了一般条款式的立法模式。《瑞士债务法》第41条规定，“任何人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违法给他人造成了损害，都有义务赔偿他人的损失”。《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和《列支登士顿普通民法典》第1295条均规定，“任何人都有权要求侵害人赔偿因其过错而给自己带来的损害”。对这种一般条款式的侵权法规则而言，受到侵害的是什么利益，侵害的是不是绝对权等问题并不重要，因此也无需去苦苦建构内容具体确定的具体人格权。与上述国家不同，德国侵权法采取了三个小的一般条款的模式。其中第823条第1款规定了侵害绝对权益型的侵权行为。对这种侵权行为而言，被侵害的对象是绝对权益不仅是构成侵权行为的前提之一，更重要的是侵害这种权益的行为被直接推定违法，侵害对象在这种侵权行为法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如果具体人格权要融入到这种侵权法体例中，就必须建构成如同所有权一样的绝对权益，从而要求实现种类、内容和救济方式的确定。
(三)对一般人格权的不同态度
决定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选择的第三个因素是对一般人格权的不同态度。上述四国对一般人格权的态度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德国、瑞士和列支登士顿通过立法和实践承认了一般人格权制度。在德国，“一般人格权作为一个通过司法判决而完成的，超越制定法的法律续造已成为了当今德国私法的确定构成部分”。[28];在瑞士，一般认为《瑞士民法典》第28条(“任何人的人格受到不法侵害，则……”)就是关于一般人格权的规定;[29]而《列支登士顿人与公司法》则通过其第39条的规定(“任何人的人格关系未经许可受到侵害或者威胁……”)承认了一般人格权。[30]与此相对，在奥地利，尽管理论上存在争议，[31]但是主流意见认为，“存在着一整束不同的人格(保护)权［Bündel verschiedenerPers?nlichkeits(schutz)rechte］，与此相反，并不存在一个‘一般’人格权”。[32]司法机关也认为，“……(奥地利)司法实践不承认一般人格权而只承认具体人格权”。[33]
从法律逻辑上讲，承认一般人格权会导致或者不承认具体人格权，或者承认具体的具体人格权;而不会同时承认一般人格权和概括的具体人格权。这是因为一般人格权本身就是一个边界不清、内容不确定的权利，是一个需要司法机关在法律适用时进行特别程度上的利益权衡的概念;而概括的具体人格权也是一个内容不确定的概念，采取此种立法模式的奥地利学者认为“(具体人格权的)具体保护需要只有通过利益权衡才可以确定”。[34]但是，以人格利益保护为使命的两种内容不确定的制度如果相遇，产生的后果将使得法律适用、请求权基础的寻找变得非常困难。这也是尽管《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16条已经规定了人的天生的权利，奥地利司法实践和理论界也不断依据第16条发展出新的具体人格权，但其主流意见仍认为不应当承认一般人格权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不承认一般人格权，则必须建立概括式具体人格权制度。在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中，人格权类型列举、内容列举、救济方式列举，但是人本身的发展需求以及人格利益保护需求却是非常多样化的，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必然导致人格利益保护的漏洞，这种漏洞需要通过一般人格权制度来填补。而在不承认一般人格权的法律体例中，则必须通过具体人格权本身的类型扩张、内容扩张来防止人格保护的漏洞，因此必须建立概括式具体人格权制度。
基于以上论述，我认为，《列支登士顿人与公司法》一方面承认一般人格权，另一方面又采取了概括式的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是不妥当的。这会导致法律适用的冲突和困难。对此，有关学者也提出:“有疑问的是，在一般性的规范之外(如此这般的)列举单个的法益是不是有意义并合目的的?”[35]
三、具体人格权制度立法模式选择
从功能比较的角度看，上述三种立法模式在各自国家都较好地实现了人格利益保护的目标，因此很难单纯地评价哪种模式更优秀，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从中国既有的立法和司法前提出发提出最适合中国的具体人格权界定模式。
(一)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选择的制度前提
1．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选择的侵权法前提
人格权制度最根本的内容在于实现人格保护，侵权法和人格权制度选择紧密相关。从形式上看，200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构建的中国侵权法体系既不同于德国所采取的用三个小的一般条款将侵权行为分为侵害权利型侵权行为(第823条第1款)、违反保护他人法律型侵权行为(第823条第2款)、违反善良风俗型侵权行为(第826条)的模式，也不同于奥地利、瑞士等国所采取的一般条款方式，而是采取了“依据多元规则原则建构侵权责任法的内容和体系”的模式，[36]但是“《侵权责任法》第2条采取了全面列举侵权法保障的对象、保护的权益范围的方式规定侵权法的调整对象”。[37]因此中国侵权法对基本侵权行为类型的规定实际上与《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相类似，以特定权利的存在作为侵权行为构成的基本前提。在这种以权利存在为侵权行为构成前提的模式中，所谓的权利应当是绝对权，应当具有内容确定、具体等基本的属性。因此，从我国侵权法的模式出发，我们应当选择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
2．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选择的人格权规则前提
人格权制度的总体框架也影响着具体人格权的立法模式选择，只有在存在一般人格权条款的情况下才可以并应当采取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目前，我国的立法和实务似乎并没有承认一般人格权。但是一方面，我国《民法典》编纂工作并没有完成，且主流意见认为我国应当承认一般人格权，因此将来可能出现的人法或者民法典总则中完全可能规定一般人格权条款，从而为采取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提供前提;另一方面，概括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尽管强调具体人格权类型的开放性，法官可以不断发展出具体人格权，但是法官发展具体人格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必须找到规范依据。例如，《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16条关于“与生俱来的权利”的规定就为法官发展具体人格权提供了依据。而从我国现有的立法状况来看，似乎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可供发展具体人格权的规则，因此，我国缺乏采取概况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的前提条件。
(二)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选择的立法目标、司法前提
从上述比较法的经验来看，如果承认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则不会采取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而会采取拒绝具体人格权的一般人格权立法模式或者概括的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从法典化的目标和我国司法机关的现状来看，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在我国具有更多的合理性。
1．法典化的目标
尽管任何时代的立法都必须承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是，承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本身并不是法典化的目标。法典化的目标是形成体系化的法律规则，承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仅仅是制定法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而不得不向法官作出的让步，“司法自由裁量的不可避免性并不是说自由裁量权越多越好”。[38]如果制定法能够形成具体的、排除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则，则最理想的当然是制定出规则而不是任由法官自由裁量。因此，在人格权立法的问题上，如果立法能够形成具体的人格权规则，则当然应当建构这样的规则，形成具体的具体人格权而不是概括的具体人格权。
2．我国司法机关裁判的现状
湖南省娄底市人民政府


娄底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娄底市地名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娄政发〔2004〕14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局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娄底市地名管理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四年八月十一日


娄底市地名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民政部《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湖南省地名管理办法》等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地名管理的内容包括地名的命名与更名、地名的标准化处理、标准地名的使用、地名标志的设置、地名档案的管理等。

第三条 地名管理的范围包括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山、河、湖、海、水道、地形区等名称）；行政区划名称（市、县、市辖区、乡、镇、街道办事处等）；居民地名称（城镇、区片、开发区、自然村、片村、农林牧渔点及街、巷、居民区、楼群及楼、门号码、建筑物等名称）；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具有地名意义的台、站、港、场等名称；还包括名胜古迹、纪念地、游览地、企业事业单位等名称。

第四条 地名管理的任务是：依据国家关于地名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法规，通过地名管理的各项行政职能和技术手段，逐步实现娄底市地名标准化和地名译写规范化，为娄底市的经济发展和对外交往服务。

第五条 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是地名管理的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依法做好本行政区域的地名管理工作。

第六条 地名管理主管部门的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地名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二）落实全国、全省及本辖区的地名工作规划；

（三）承办本辖区地名的命名、更名；

（四）推行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

（五）设置地名标志；

（六）管理地名档案；

（七）完成国家其他地名工作任务。

建设、规划、国土、工商、城管、公安等相关部门要积极协助做好地名命名、更名和地名标志设置工作。

第七条 地名命名除应遵循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和民政部《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八条规定外，还应遵循下列原则：

（一）各县（市、区）辖区内的地名,特别是城区新建街、路、道、巷、公园、广场、高层建筑的地名命名必须符合标准地名的要求。

（二）采取有偿命名方式命名的地名，其专名和通名必须符合规范要求。

第八条 凡不符合地名管理有关规定的地名，原则上都应予以更名。需要更改的地名,应随着城乡发展的需要,逐步进行调整。

第九条 申报地名命名、更名时，应将命名、更名的理由及拟废止的旧名、拟命新名的含义和来源等一并加以说明，按下列规定分类呈报办理：

（一）自然地理实体的命名、更名，市内著名或跨县（市、区）的，由相关县（市、区）人民政府提出意见，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二）行政区划名称的命名、 更名， 由民政部门按照国务院《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办理；

（三）居民地、城镇街、巷、公园、广场等地名的命名、更名，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所在县（市）人民政府审批。娄底市城区街、巷、公园、广场等地名的命名、更名由市地名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四）专业部门使用的具有地名意义的台、站、港、场等名称的命名、更名，由该专业部门提出意见，报上级专业主管部门审批，但事先应征得所在地人民政府同意，并抄送所在地地名主管部门备案；

（五）其他地名的命名、更名由所在地地名主管部门按规定的审批程序承办。

第十条 凡符合《地名管理条例》和《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并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地名为法定的标准地名。

第十一条 标准地名，原则上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通名用字应反映所称地理实体的地理属性（类别）。不单独使用通名词组作地名。具体技术要求，以民政部制定的技术规范为准。

第十二条 市、县（市、区）地名管理部门和专业主管部门应当将批准的标准地名以适当方式及时向社会公布，推广使用。

第十三条 地名管理部门和专业主管部门负责编纂本行政区域或本系统的各种标准化地名出版物，及时向社会提供法定地名。其他部门不得编纂标准化地名工具图书。

第十四条 机关、部队、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公告、文件、证件、影视、商标、广告、牌匾、地图以及出版物等方面所使用的地名，均应以正式公布的标准地名（包括规范化译名）为准，不得擅自更改。

第十五条 行政区域界位、城镇街巷、居民区、楼、院、自然村、主要道路和桥梁、纪念地、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台、站、港、场和重要自然地理实体等地方应当设置地名标志，一定区域内的同类地名标志应当力求统一。

第十六条 地名标志的主要内容包括：标准地名汉字的规范化书写形式；标准地名汉语拼音字母的规范拼写形式。

第十七条 地名标志的设置和管理，由当地地名主管部门负责。其中街、巷、楼、门牌统一由地名主管部门管理，专业部门使用的具有地名意义的名称标志，由地名主管部门协调有关专业部门设置和管理。

第十八条 地名标志的设置和管理所需经费，可采取以下方式筹措：

（一）根据实际情况，由同级财政拨款解决工作经费和部分标志设置经费；

（二）根据民政部、交通部、国家工商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在全国城市设置标准地名标志的通知》（民发〔2000〕67号）精神，通过路名牌广告载体招商筹措部分经费；

（三）公共地域地名（如街、路、公园、广场等）标志设置经费，可采取有偿命名的方式取得，冠名权向社会公开拍卖，拍卖筹得资金的30%用于地名管理工作；

（四）城区新建道路、桥梁、广场等公共地名标志设置经费，由建设单位纳入工程预算，并由建设单位按规定要求设置地名标志或将设置经费交地名主管部门，由其负责设置地名标志；

（五）门牌、楼栋牌、单元牌、户牌的制作、安装经费，由受益单位和户主出资或由地名管理部门统一规定式样、材料和安装时间，产权单位或受益单位按规定自行制作,在规定时间内安装。

第十九条 地名档案工作由各级民政部门实行分级管理，在业务上接受档案管理部门的指导、监督。

第二十条 各级民政部门保管的地名档案资料，应不少于本级人民政府审批权限规定的地名数量。

第二十一条 各级民政部门要尽快建立地名信息数据库，在遵守国家保密规定原则下，积极开展地名信息咨询服务。

第二十二条 城市住宅区、高层建筑物的命名必须符合标准地名的要求。

专名的命名具体要求如下：

（一）能反映当地人文历史、自然环境或住宅区和建筑物的特色；

（二）词语含义明确、文明、健康。不得采用有损国家尊严、妨碍民族团结、宣传封建迷信或崇洋媚外，违背社会公德、低级庸俗以及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或歧义的词语；

（三）符合现代汉语语言文字的使用习惯；

（四）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禁止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禁止以外文、外国人名、地名、商品名、商标名作地名专名；

（五）专名应与使用性质和规模相符。一般不得使用中国、全国、中华、国际、世界、湖南等词语，确需使用时，应提供国家有关部门的正式批件；

（六）以当地县级以下行政区域名、区片名、路名作专名的住宅或建筑物，应在该区域范围内或道路沿线；

（七）一般不以企业事业单位名称、品牌名称作地名专名，确需使用时，应由相关单位和建设单位提出申请，经市、县人民政府同意后，采取有偿命名的方式进行；

（八）在同一城市内，住宅区和建筑物的专名不得重名、同音，并不得使用生僻字。

第二十三条 通名命名要与住宅和高层建筑物的属性、功能相吻合，符合当地习惯，不能使用含义不清、易产生歧义的词语。禁止通名重叠使用。具体规定如下：

（一）9层以上（含9层）或高度达24米以上（含24米）的综合性高层建筑物或大型楼宇方可命名为大厦；

（二）规模较大、层数较多的单体综合性办公楼或住宅楼可命名为大楼；

（三）以经商为主、办公为辅的高层建筑可命名为商厦；

（四）使用性质单一的建筑应以自身行业的特点命名，如以饭店、宾馆、商场、茶馆等命名；

（五）城市中供市民休闲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共场地可命名为广场。广场的命名应具备以下条件：一是拥有配套公共场地并具有商用、办公、娱乐、居住等多功能的大型建筑物（群）；二是用地面积除地面建筑物占地面积外，尚有 1000平方米以上的绿地和硬化地，并免费对公众开放使用；

（六）封闭或半封闭式的具有商用、办公、娱乐等综合性多功能大型建筑群可命名为城。用城作通名时，建筑群占地面积要达2万平方米以上，建筑群在城郊的，占地面积要达到6万平方米以上。城作通名的命名要从严掌握；

（七）在本城内具有规模的较大型建筑物（群），一般占地面积达 8000平方米或总建筑面积达1万平方米以上的，方可命名为中心；

（八）有相当人工景点和一定绿地面积的典雅秀丽的住宅区可命名为园、花园；

（九）从事文化、艺术、科技活动较集中的建筑群或花草林木面积较大的住宅区可命名为苑、花苑；

（十）具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占地面积在6万平方米以上、所建住宅楼不少于6栋的较大型居民住宅区可命名为小区、新村；

（十一）高层住宅楼或多栋占地面积较小的住宅楼群可命名为公寓；

（十二）园林式的、具有较多绿地面积的低层高级住宅区可命名为别墅；

（十三）依山而建环境优雅的低层高级住宅区或以休闲娱乐为用途的建筑物（群）可命名为山庄。不是依山而建的不能称山庄；

（十四）位于城区外围或风景区作度假旅游使用，占地面积在 2万平方米以上有较完善设施的大型旅游场所可命名为度假村。

第二十四条 凡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有关建设单位在市区开发建设住宅区或高层建筑需使用新地名时，必须到所在地地名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命名手续。地名的命名具体申报程序如下：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确定开发建设项目，并取得地块开发权后，即持土地管理部门出具的土地中标、征用、购置等有关材料，到所在地名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地名命名预先登记手续；

（二）地名主管部门接到申报单位地名命名登记申请和有关材料后，受理预先登记，论证、评估后按规定程序颁发命名批复；

（三）办理地名命名登记手续后，如因故不能开工建设或特殊情况需要变更地名的，申报单位应及时到所在地地名主管部门办理注销或变更手续；

（四）对批准命名的标准地名，地名主管部门应通过传媒以公告的形式向社会公布，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二十五条 地名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地名工作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对擅自命名、更名或使用不规范地名的单位和个人，应下发违章使用地名通知书，并限期纠正。

第二十六条 地名标志为国家法定标志物，对损坏地名标志的，地名管理部门应责令其赔偿；对偷窃、故意损毁或擅自移动地名标志的，地名主管部门报请有关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对推广使用标准地名和保护地名标志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或奖励 。

第二十八条 本细则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细则从2004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