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武汉市农业机械服务管理条例
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武汉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武汉市农业机械服务管理条例》，已经湖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施行。


第一条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加强农业机械服务管理，建立健全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保护农业机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推进农业机械化，促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业机械，是指用于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的动力机械、作业机械和农用运输机械。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业机械生产、推广、销售、使用、维修、安全监理、教育培训等服务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农业机械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农业机械服务管理工作。区县人民政府确定的农业机械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业机械服务管理工作。乡镇（国营农场）依法设立的农业机械管理机构负责本辖区内农业机械服务管理工作。
计划、财政、工商、技术监督、物价、公安交通管理等部门，按各自职责做好有关农业机械服务管理工作。
第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在《武汉市农业投资保障条例》确定的经常性农业投资和有关专项农业投资中，安排必要的资金用于农业机械化事业，并根据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和服务管理的需要，逐年增加投入。遇到特大自然灾害需要调集农业机械救灾的，所需资金另行安排。
有条件的乡镇（国营农场）每年从集体积累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引导社会各方面增加对农业机械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家、集体、个人相结合的农业机械化事业投资保障体系。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优惠政策或者采取其他措施，鼓励和引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创办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的农业机械服务组织，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农业机械作业服务为重点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开展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应当遵循以农为主、因地制宜和优质、高效、低耗、安全的原则。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农业机械主管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建设包括展销、演示、中介、信息、售后服务等功能在内的农业机械综合服务市场。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农村经济组织和农业劳动者购置在本地区推广的，经试验证明具有先进性、适用性的农田作业机械。
第八条 本市农业机械新产品投入生产前，应当经有关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农业机械鉴定机构按有关规定鉴定通过。
引进农业机械新技术、新产品，必须由农业机械推广机构按照国家规定的农业机械试验方法组织试验；对经试验证明具有先进性和适用性的，予以公布，并运用政策引导、示范等方式组织推广。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农村经济组织和农业劳动者购置其指定的农业机械。向农村经济组织和农业劳动者推广未经过试验证明具有先进性和适用性的农业机械，给农村经济组织和农业劳动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九条 从事农业机械经营性维修业务，应当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和区县农业机械主管部门核发的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并按照农业机械主管部门核定的维修等级和国家或者行业维修技术标准承揽相应的维修业务，按照物价部门审定的标准收取费用。
第十条 从事农业机械作业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农业机械主管部门的要求规范服务，并接受其监督检查；在服务中应当信守合同，保证质量，合理收费。
农业机械作业服务，应当符合国家和本省规定的作业服务质量标准；国家和本省没有规定作业服务质量标准的，应当符合合同约定的作业服务质量标准。
发生农业机械作业质量争议，当事人可以申请农村基层农业机械管理机构或者区县农业机械主管部门进行调解，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鼓励和扶持农业机械作业服务组织跨行政区域开展机耕、机播、机收等作业服务。
第十二条 禁止向从事农业机械服务的单位和个人摊派或者违法集资、收费、罚款。
对违反前款规定的行为，从事农业机械服务的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并可向有关部门投诉。
第十三条 发生特大自然灾害时，各级人民政府可以统一调集农业机械投入抢险救灾。抢险救灾结束后，人民政府按照农业机械的损耗，对所有者给予必要补偿。
第十四条 报废、转让由国家投资购置的农业机械及设施，须报经农业机械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或其委托的农业机械主管部门批准，报财政部门备案，并由农业机械主管部门收回原核发的牌照和有关证件。
经批准报废、转让的由国家投资购置的农业机械及设施，由农业机械主管部门按照法定评估机构评估的价值收归国有。收回的国家投资，作为国家投入用于农业机械化事业，并向财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市和区县农业机械主管部门所属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机构按照规定的职责，负责农业机械及其驾驶、操作人员的安全监理工作。
对农用运输机械，由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机构按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委托的权限和范围，实施安全监理。
第十六条 购置有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农业机械，购置单位和个人应当持产品合格证和法定检验机构出具的安全技术性能检验报告等资料，到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机构注册登记。纳入注册登记范围的农业机械，由市农业机械主管部门依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予以公布。
前款规定的农业机械的驾驶、操作人员，应当经专业技术培训，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机构考核合格，领取驾驶证或者操作证后，方可驾驶、操作。
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机构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对农业机械牌、证定期进行审验。
第十七条 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机构依法处理农业机械事故时，可以根据检验或者鉴定的需要，暂时扣留当事人的农业机械和有关证件，但应出具凭证，待检验或者鉴定后立即归还，暂扣时间不得超过15日。
第十八条 农业机械主管部门及其农业机械推广机构，应当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有计划地组织农业机械所有者、使用者学习和掌握农业机械新技术，及时提供各项咨询服务。
第十九条 农业机械生产者、销售者、维修者应当对生产、销售、维修的农业机械质量负责，未达到质量标准的，按国家规定包退、包换、包修。禁止生产、销售假冒伪劣或者不合格的农业机械产品。
第二十条 农业机械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投诉受理制度。对违反农业机械管理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行为的投诉，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调查处理完毕；情况复杂的，调查处理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时间不得超过15日。对依法属于其他部门处理的，应当及时移送有关部
门处理。
第二十一条 未取得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从事农业机械经营性维修业务或者超越核定等级承揽维修业务的，由农业机械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办手续，并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未经批准，报废、转让由国家投资购置的农业机械及设施的，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其委托的农业机械主管部门按照依法评估价值的1至2倍处以罚款。
违反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的，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由农业机械主管部门或者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生产、销售假冒伪劣或者不合格农业机械产品的，由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二条 农业机械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害的，依法予以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8年10月21日
刑事审判模式之比较与改革

作者：徐静村 来源：重庆,现代法学 发表时间：199406

〔编者按：1994年11月中旬，刑事诉讼法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来自世界各国。徐静村教授是我国参加此会的著名学者之一。现将徐教授在大会上的发言稿刊载于此，以飨读者。〕

我国学者致力于刑事审判模式研究之目的，在于通过对不同模式的分析与比较，设计出一个既包含各种模式之优点，又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新模式，为我国刑事审判体制的改革，提出一个既科学又可行的方案。
当代各国刑事审判模式，大致可分为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种。

职权主义刑事审判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突出审判主体在审判中的主导作用，而置控辩双方于消极、被动地位。法官在庭审中是唯一主角，审判活动以法官对案情的调查为主线展开，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证据的取舍，均由法官依职权决断。检察官（公诉人）仅处在配角位，他只在法官调查事实之后，必要时才对法官忽略或遗漏的事实进行补充性调查。在提出证据方面，检察官也不能发挥主要作用，尽管理论上认为控方须提出证据以支持公诉主张，但证据主要是由法官提出并由其组织调查的，因而使诉、审职权不能彻底分离。另方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活动也受到很大限制。庭审中，辩方只有经法官许可才能提出证据或者反驳控方证据，而且一般只能在法官调查后才能进行。法律虽然规定被告人有权反驳控诉，并提出自己无罪、罪轻的辩解，但关于保障被告人辩护权行使的程序设置往往缺乏刚性，而使辩护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职权主义刑事审判模式构建的基点是追求实质真实和有效惩罚犯罪。在这个前提下，诉讼程序设置的特点必然表现为攻防手段的悬殊，诉讼实践中也必然出现重惩罚、轻保护的现象。

当事人主义刑事审判模式，注重控诉与辩护力量的平衡，审判活动主要围绕控诉方的举证和被告方的反驳而进行，法官（包括陪审团）处于居中公断的地位。这种模式比较彻底地实行控、辩、审职权的分离，因而有利于调动控、辩双方的诉讼积极性，使双方主体能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充分陈述意见，实行有效对抗，使一切证据、事实和理由的真伪、虚实都能在法庭上加以揭示和澄清。法官及陪审团的基本任务是听取双方对证人的交叉盘问和辩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来作出载决。法官并不亲自调查取证，也不主动干预控、辩双方审查证据的活动，而是以独立的仲裁人身份来解决控、辩双方的冲突，他与双方保持相等的司法距离，而不偏向任何一方。这种中立性和被动性是实现公正审判的重要条件。但当事人主义刑事审判模式过分强调正当程序，因而往往导致重保护而轻惩罚的现象，使刑事审判不能很好发挥控制犯罪的功能。

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种审判模式，是在不同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各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而两种审判模式构建的理论基石，则是彼此不同的价值取向。职权主义刑事审判模式以有效控制犯罪和维护公共权利为目标；当事人主义刑事审判模式则以保护个人权利、限制国家权力为价值取向，强调恪守正当程序。因此，两种刑事审判模式在建构上必然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运作中每一步骤的利益取向也有显著不同。正由于存在着这种差异，使它们在各自的司法实践中，即表现出各自的优点，也表现出各自的不足。职权主义刑事审判模式虽能做到高效率地惩治犯罪，但这是以在一定程序上牺牲当事人权益为代价的；当事人主义刑事审判模式虽能恪守正当程序，但却往往使一些真正的罪犯逃脱法网，因而弱化了刑事审判保护公共利益的作用。

我国现行的刑事审判模式，基本上属于职权主义范畴。我国采用这种模式，是与我国的政治体制、文化背景和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相适应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政治制度；所有制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在这种体制下，强调国家、集体和个人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原则，因此刑事司法必然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为基点，刑事审判体制的构建也必然贯彻国家、社会本位的精神。我们不主张过分强调保护个人利益而损害刑事司法有效性的做法，并且始终把控制犯罪和保护公共利益放在首位。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在大力推进经济建设，这就特别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稳定是我国的最高利益所在。而通过刑事审判严厉惩罚犯罪，则是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之一。因此，我们把有效控制犯罪作为刑事审判不可动摇的价值目标。我们对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实行控、辩平等对抗所体现的科学性、民主性非常赞赏，但对于这种体制下，诉讼的胜败仅取决于控、辩双方庭审对抗的结果这一点，则认为是一大缺陷。倘若控方或者辩方的取证能力或论战水平相对弱于他方，便将导致诉讼的失败，这种情况下出现实际上的错误裁判就在所难免，因此，也就有可能使一些有罪的被告逃脱应得的惩罚。所以，我们不主张全盘照搬当事人主义刑事审判模式应用于我国，但我们认为，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当事人主义刑事审判模式的若干科学、民主内容，用以改革我国现行的刑事审判体制。

1.借鉴起诉状一本主义，限制法院和法官的庭前活动。我国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或当事人自诉）时，除向法院提交起诉书外，还要将全案证据及有关材料一并移送法院。法院开庭前要对案件进行审查，不仅审查起诉在程序上是否合法，还要从实质上审查控诉所主张的事实有无确实、充分的证据来加以证明，必要时可以直接收集控方未能提出的证据，甚至采取勘验、检查、搜查、扣押和鉴定等手段来获取证据，查明案情，在此基础上对案件作出初步的法律评价和相应处理：对于犯罪事实清楚并有充分证据证明的，交付法庭审判；认为不需要判刑的公诉案件，可以要求检察机关撤回起诉；认为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的自诉案件，则说服自诉人撤回起诉或裁定驳回起诉。法院和法官经过这样的庭前审查，实际上对案件已形成认识上的一种定势，或者说，法官开庭前就已形成了基本的看法，因而在庭审中法官先入为主进行预断、擅断就很难防止，极易导致庭审流于形式的弊端，法庭上调查事实、审查证据、进行辩论都将失去意义，不对审判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这是不可取的。如果在我国审判机制中引入起诉状一本主义，既可克服现行体制下法官直接调查取证而出现审、控交叉的问题，有效避免法院和法官在庭前就对被告人是否有罪孤立地作出结论，从而确立法官应有的中立地位和客观立场；又能确保庭审中直接、言词、辩论等原则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为实现公正审判造就条件。

2.在限制法院和法官庭前活动的同时，应改变法院庭前活动的任务。法院可设预审庭负责审查提起诉讼的案件是否有充分的证据材料证明其起诉主张，作出对案件是否受理的决定；但预审庭不应对起诉事实和证据的真实性进行审查，也无须对起诉主张是否正确做出法律评价。预审法官也不得参与庭审。即把立案审查与庭审分离开来，以保证庭审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3.增强辩护权对控诉权的制衡能力，使控、辩双方攻防手段趋于均衡。我国现行审判体制保障辩护权行使的程序手段较弱，不足以与控诉权的行使抗衡。强化辩护权行使的根本办法，是扩充被告人和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应规定被告人自受到控诉时就有权延请律师参加诉讼；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即应将起诉书（状）副本送达被告人，以便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充足时间进行出庭准备；应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和保释权，使被告人能在获得律师帮助的条件下正确提供案件事实和证据；应确立证据除外规则，并规定只允许对被告有利才进行再审，等等。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在拥有上述诉讼手段的情况下，与控方展开的对抗才具有实质性意义。
4.将法院独立审判制改为法官独立负责制，由此解决审判权力集体化带来的“先判后审”、“上判下审”以及对于错判案件无法查究责任等弊端。
5.用缓诉制度取代免予起诉制度，由此解决检察机关对部分案件拥有裁量权的检、审交叉问题，将检察机关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出庭公诉上，以强化控诉职能。

我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体制不作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借鉴当事人主义刑事审判模式和某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刑事审判制度进行上述补充和调整，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按照上述设想补充调整后，我国刑事诉讼体制仍可保持原来设定的侦查、起诉、审判循序推进的线型结构，同时使审判体制中控、辩对抗和法官居中裁判的三角结构臻于完善，使整个诉讼体制既兼有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种刑事审判模式的优点，又避免了它们各自的缺点。这种新模式可以名之为“混合模式”，它有可能成为一种最完善的刑事诉讼模式。通过正确的运作，相信它可以保证实现既能有效控制犯罪，又能有效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理想目标。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