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人是人吗？
——兼议法律关系的主体与客体的变迁

江苏省徐州师范大学法律政治学院 2002级 刘炳杰 邮编:210004


[内容摘要]：当各大新闻媒体陆续报道发现“野人”踪迹时，法律人不禁陷于迷惑之中，他们不禁要问：“‘野人’是人吗？‘野人’能否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呢”？当然，笔者在文中试图重新构建人之所以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的原因或者说是理论，抑或是是说是重新构建要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条件来回答法律人的以上问题。但是，在重构法律关系主体成立条件理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对原有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客体的范围重新“洗牌”。所以，在对法律关系客体的范围的“洗牌”时，笔者将以“人能否被抛弃？”作为起点附带初步探讨人能否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问题。
[内容摘要]：法律关系、法律关系的主体、法律关系的客体、特殊物
一、引言——发现“野人”的踪迹的报道，引起理论的困惑
当我们在因特网上的搜索引擎上输入“野人”两个字的话，那么排列在网上前端的肯定是关于发现“野人”的报道，有国内的报道，也有国外的报道。剔除这些报道中的虚假成分，法律人会有这样的疑问：“‘野人’是人吗？‘野人’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吗”？实际上，法律人的这一个问题可以分解为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如果“野人”是人的话，那么是否因为他们的特殊性而要在法律上对他们进行对人立法呢？二是、如果“野人”不是人的话，那么，我们是否也会因为他们的特殊性而使他们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呢？
对于分解过后的两个问题的回答，笔者认为，第一个问题应该是不难回答的，争议也应该不会太大的。但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笔者就认为我们就不能够草率地回答了，因为它包含了一个新的，但也是十分复杂的法理学问题——某些特殊物能否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呢？
笔者认为，这一个问题我们暂时还不需要急于回答的。我们可以逆流而上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承认某些特殊物可以成为法律关系主体会有什么意义呢”？法律人也许对于这样一句话不会太陌生“主体是权利义务之所属，客体是权利义务之所附，法律事实是权利义务之所成”[1]。从这句话，我们不难看出法律关系主体范围的变迁会给法律关系的种类带来“革命性的冲击”。所以，笔者希望对法律关系现有的研究理论的反思来重新构建法律关系主体成立的要件，进而探讨法律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变迁问题。
二、 正文
一、对现有的关于法律关系的理论研究的反思
众所周知，法律关系这一概念是在德国的法理学研究中提出的，而这一个概念在英美法系是不流行的，至今这一个概念在英美法系也是鲜有学者研究，即使有研究也是不系统的研究。但是，法律关系在法理学中的地位的飞升并非在德国而是在前苏联，这是前苏联法学家的功绩。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法律关系产生于德国而发展（发达）于前苏联。目前，国内对法律关系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阶段，对其认识的研究基本处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法律关系概念的认识
何谓“法律关系”？我国学者有以下几种表述：
1、李步云教授认为，“法律关系是受客观因素制约的关系”[2]。“这种客观制约的含义主要有二：一是，法律关系是法律确认和调整社会生活关系的结果，是社会生活关系的结果，是社会生活关系的外壳，因此，任何法律关系必然要受到相应的社会生活关系原型的制约；二是，法律关系总是存在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之下，特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政治生活条件、历史文化传统和主导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必然对法律关系的状况构成制约。[3]”
2、吕世伦教授认为，“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所确立的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4]”。“法律关系具有以下三种属性：即法律性、意志性[5]和社会物质性”[6]。
3、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在指引人们的社会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联系，是社会内容和法的形式的统一”[7]。法律关系“是法律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化，是法律秩序的存在形态”[8]。法律关系也是法律价值得以表现和实现的形式[9]。”[10]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学者在对法律关系的概念的认识上基本是相同的，大家基本都有这样的认识：法律关系是由法律规范规定的，是受制于客观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的，并且是法律秩序的存在形态和法律价值的表现和实现的形式。
（二）、对法律关系的产生条件的认识
1、 吕世伦教授认为，“任何具体法律关系的产生，都得具备三方面的条件：首先，必须具有相应的法律规范，这是法律方面的要求。其次，必须有具有权利能力的主体，这是主体方面的条件。最后，必须许具有法律事实，即现行法律规范所规定的特定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条件[11]。”
2、虽然张文显教授并未直接提出构成法律关系的条件，但是，他却提出了以下标准作为检验一个社会关系是否是法律关系。他认为法律关系应该具备以下四个特性，即“相关性、对称性、可逆性和双向性[12]。”
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中透露了一个共同信息，那就是“法律关系仅仅是人际相互关系[13]。”他们认为人对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属于法律关系，用张文显教授的四个标准来检验的话，那就是这两者“在实质上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相互性[14]。”
但是，随着这几年国内外学者对人与环境的关系的研究和认识，我们就会对传统的环境法律关系提出质疑。比较具有典型的学者的观点是武汉大学法学院蔡守秋教授关于环境法律关系的论述，他认为环境法律关系的范畴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且他认为其中人与自然（环境）的法律关系是间接的法律关系，它们并不直接发生关系。看来，传统的法律关系的产生条件是要面临新的挑战了，那也就意味着我们要重新构建法律关系法律关系构成条件了。
二、某些特殊的物能否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
从哲学上将，“主体相对于客体而言，主体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任何事物要成为主体，就必须具有自在、自为的属性。自在是指主体具有不依赖于外在事物的独立价值；自为是指主体具有能动的属性，即认识和实现自己价值的能力[15]”。但是，这只是从一般意义上而言的。所以，李步云教授认为法律关系主体是法律规定的，而且从属于其他客观因素[16]。
而从张文显教授在上述的检验是否是法律关系的四个标准中，我们可以推倒出一个结论：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具有相互性。
按照以上两位教授的观点，某些特殊之物是不能够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的，而无论它有多“特殊”，它始终是物。但是，笔者想问这样一个问题“植物人为什么能够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难道他（她）们符合两位教授的标准吗？”此外，还有国外某些国家民法典对胎儿继承权的承认，认为胎儿是继承法律关系的主体。
不难看出，以上学者对人为什么能够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的认识还不是很深入的。记得在《法学家茶座》（第一辑）里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范忠信教授在谈到一则关于小狗欢欢的继承权的案子中，他认为，当前我们之所以认为植物人是法律关系主体主要是基于这样三个理由：1、植物人是我们人类的同类；2、人有生存和发展的需要；3、法律规定了人是法律关系的主体而且规定了代理制度。这样的理由让想到了世界司法审查第一案——“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确认司法审查制度时马歇尔大法官的如下逻辑推理：1、宪法也是法律；2、宪法比普通法的法律效力更高；3、所以，一切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是无效的。这两者相比较而言具有极其相似的特点。看来似乎我们对人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的论证的理由是十分符合逻辑的。但是，笔者不禁要问：“难道动物就没有生存需要了吗”？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动物怎样行使自己权利呢”？那我还想问：“植物人、胎儿能够行使自己的权利吗？他们也需要由他人帮助自己才能够行使权利啊。难道动物就不能够有人帮助它行使权利吗？”。实际上，植物人正如范忠信教授所言：“植物人只是一堆会呼吸的静止的肉罢了”。看来，我们之所以规定人能够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的原因还是看在他们是我们的同类的份上。但是，这样一来似乎又有范忠信教授所言的那种“物种歧视”嫌疑。
是否真的是“物种歧视”呢？笔者认为并非这样。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社会资源目前具有稀缺性和珍贵性，我们的国家还有很多人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生活资料还很不充足。所以，人们当然不希望动物享有继承权利了，不然他们会认为是“狗权”高于（大于）“人权”了。笔者认为，这还只是肤浅的、表面上的认识而以。实际上，笔者认为，我们此时不承认动物的继承权是因为我国《民法通则》、《继承法》等相关法律中已经规定了对于无人继承的遗产收归国有（如果死亡者生前是集体组织成员的，就收归集体组织）。通过这种方式，社会资源就得到了再次分配，实现了社会资源分配的“矫正的正义”。至于为何这样做不会有“物种歧视”之嫌？笔者认为，关键问题是动物可以在一些场所得到看护，而且它们生存之需一般是有限的，它们无需占有主人遗留下来的大笔生活资源。否则，就会有资源浪费的问题。
所以，笔者认为决定法律关系主体的根据是生产力，进而表现为生产资料（生存资料或者生活资料）的丰富程度。笔者认为这是唯一的能够站得住脚的。笔者发现，目前社会上的白领阶层（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收入颇丰）喜欢过单人生活，但同时为弥补不足而饲养宠物，并把这些宠物视为家庭成员之一，他们当然希望“家庭成员”（宠物）能够享有继承权利（即希望它们能够成为继承的法律关系主体）。这样，在他们遇到不测时，宠物也还能够在他们留下的资源的帮助下继续生存。
当然，正如笔者上述所言，法律关系主体取决于生产力，进而表现生产资料（生存资料或者生活资料）的丰富程度。试想，当我们社会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资源十分丰富的时候，人们又希望自己所希望的宠物成为法律关系主体时，我们的法律规定动物可以成为法律关系主体又何妨？
三、人能够被抛弃吗？——人能够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吗？
正如李步云教授所言，“任何事物要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有价性，即对主体具有价值，能够满足主体需要。其二，法律性，即为法律所规定和调控[17]”。这也正同张文显教授对客体的评价是“有用之物、可用之物、自在之物[18]”。
那么人能否被抛弃呢？有人认为，当未成年人父母抛弃自己的儿女，而弃子（女）为他人所抚养时，亲生父母是否有权要回子女呢？他们认为，此时被抛弃的子女可与民法上的抛弃物同等处理。所以，此时的被抛弃子女是法律关系的客体。所以，亲生父母不得要求返还子女。
在这里，笔者对该观点是不敢苟同的。因为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历史发展中也是不符合的。
首先，在理论上，我们通说认为，父母对未成年的子女无所有权，而有的只是抚养、教育的职责。所以，我们不能以之与物权相比而处理。
其次，在历史发展中，我们不难考察到人类是从法律关系的客体中逐步地解放出来的。在奴隶社会大量的奴隶是法律关系的客体（实际上奴隶也是人），他们可以被任意的买卖、打杀等。到了封建社会奴隶才得到解放，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虽然此时解放出来的奴隶的地位还很低下，但是，毕竟是一次革命性的解放。大家大概都清楚美国人主要是英国当时受迫害的新教徒，他们在当时的英国受到了不是人的待遇（可以说是把人当客体的待遇）。到了近现代，在德国纳粹执政时，德国纳粹制定了一些表面上并未把人视为法律关系的客体的法律，但实际上，却是把人当作法律关系客体的“恶法”。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日本在世界大战中的暴行。而这一切为世界上一些遭受到切肤之痛的国家所警惕，比如美国、德国等国家，他们在立法上关注人，防止不尊重人的立法。所以，把人规定为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与历史想悖的，是与历史潮流所不吻合的。否则，就有可能够发生上面那些违背历史发展立法而出现的种种悲剧。
三、小结
人们总是在不断孜孜以求地探索自身，发现自我，实现自我。所以，笔者认为，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法律关系主体范围的逐渐扩大，某些特殊物成为法律关系主体在将来也是可能的。在这一点上，国际（公）法的主体的扩张现象也许可以为我们找到一条研究方向和思路吧！但是，历史向前滚动车轮决不会让人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的。
[注释]：
1、《法理学》李步云 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P.188
2、《法理学》李步云 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P.187
3、《法理学》李步云 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P.187—188
4、《理论法学经纬》吕世伦 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P.105
5、这里的“意志性”应当包括国家意志性和个人意志性。
6、《理论法学经纬》吕世伦 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P.107
7、《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张文显 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96
警惕 “假借破产之名”行“圈占土地之实”行为续演

王政


笔者曾在拙文《非法圈占土地行为之表现方式和社会危害性概探》中，列举过不下十余种非法圈占土地的方式，然而，万没有想到的是，目前社会上还流行着一种更加隐蔽的圈占土地的方式，那就是通过利用或逼迫企业破产来达到圈占破产企业土地的方式。最近一段时期，本所至少接触过三起利用企业破产圈占土地的实际案例，如江苏省徐州市某区县汽运公司破产案、山东省维坊市某区县造纸公司破产案，河北省石家庄市某机械制造企业破产案。笔者正是基于对这些破产案件的研究，才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核心问题或非正常现象，现将其整理成文，望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一、上述破产企业所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

（一）从企业成立的历史沿革和股权结构看，这些企业成立的时间一般比较长，一般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存在；企业性质最初属于城镇集体所有制性质（如徐州某破产的汽运公司最初属于县办大集体企业）；企业职工一般在三百人至五、六百人不等，一般都曾进行过所谓的股份制改造，但改制都不彻底，实际上是企业变相地向职工集资借款，所谓的职工股最初只在企业内部承认，这些向企业交款的职工大都没有在工商行政部门登记为股东，所以企业产权依旧不明晰。这些企业产权或股权名义上为城镇集体所有，实际上是被代表集体的政府部门实际拥有和控制。
（二）从企业所拥有的土地资源和管理层角度看，这些企业一般位于当地城区较为繁华的地段，所占用（包括企业拥有土地使用权和租赁权两种形式）的土地资源开发价值较高，土地开发潜力巨大。这些企业一般内部管理混乱，管理层相互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部份领导还涉嫌对破产企业财产进行侵占或挪用等犯罪行为，这些台上领导一般极力阻挠企业正常进行改制和被收购兼并。
（三）从企业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看，这些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一般在市场上都有相当的需求，有的甚至非常畅销（如山东省潍坊市某造纸企业在破产前，客户都是用现金付款订货的）。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许多大型国有企业比，一般都不是很高（严格的说，基本没有达到已经严重资不抵债的程度），有的甚至主要是欠职工的工资和保险等内部债务。企业如果能顺利通过产权重组或改制的话，完全可以不至于走破产清算的道路。
（四）从个别地方政府领导对企业破产的态度和企业破产后土地的用途开发看，政府个别领导非常积极支持这些企业搞破产，甚至为了顺利实现破产而动员企业领导做职工的工作，并向职工口头承诺企业破产清算后将破产财产（实际上破产企业的职工们根本不清楚，破产企业最有价值的土地资源早已被事先做出特殊安排，不计入破产财产在内）全部用于职工安置和补偿事宜。这些企业在破产宣告后、破产终结前（在没有完成破产清算的情况下），其原先地面上就已经进行了房地产开发（一般建设的是住宅、商住公寓和沿街铺面房）。对拿到破产企业土地的开发商而言，可以说是迫不及待。

二、上述企业在破产程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严格讲，这些企业都未达到破产界限。按照我国企业破产方面的法律规定，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要达到严重资不抵债且无法偿还到期债务的程度后才符合申请破产的条件。实践中，对将要破产的企业，政府部门、企业债权人或股东往往为了尽可能避免企业破产而千方百计地对破产企业进行重整或同债权人进行债务清偿方面的和解谈判。只有在企业存活实在无望的情况下，才不得已开始破产清算程序，以便从法律上消灭破产企业的主体资格，甩掉企业沉重的债务负担。而对上述企业来说，充其量只达到企业资产和负债（包括欠企业员工的集资、工资和保险）相等的程度，并非已经达到严重资不抵债的程度，企业职工完全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力量再现企业生机或通过与外部企业的联合、收购或兼并实现企业的再生。
（二）破产程序不透明，企业职工不清楚谁为破产申请人。按照企业破产相关法律规定，破产企业的债权人和破产企业自身都可以提出企业破产的申请。对这种涉及集体所有或广大职工利益的企业，法律还要求企业破产时应征求广大职工们的意见。然而，对这些企业的破产清算情况，有关负责人员尽可能向职工保密，有的甚至没有依法向企业内部职工公布，职工们普遍不清楚到底是谁向法院提出了破产清算申请。我们通过调查发现的结果是，这些企业的破产申请一般是由代表集体、代表职工的政府部门（如财政部门、国资管理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提起的。政府代位行使了这些破产企业自身、破产企业的股东和破产企业债权人安排或提起企业破产还债程序的民事权利。
（三）破产企业的债权和债务数额不够具体明确，甚至存在少报资产、多列债务的情形。对破产企业而言，不管其所占用的土地是买来的还是租来的，其拥有一定期限的土地使用权是毋庸质疑的。但是，这些企业在破产清算时，企业的破产财产都不包括土地使用权（这些土地的使用权要么属于国家所有，要么让企业领导做了抵押处理）。更有甚者，在个别案件的破产清算中，地方政府公然违法，要求破产企业按照所拖欠职工的工资和保险的实际数额向政府部门缴纳滞纳金（实际上是行政罚款），并将这些滞纳金列入到企业的破产债权中，以便有意加大破产企业的债务。
（四）司法机关不正当地介入了企业破产程序，个别司法人员同个别政府领导及利益群体一起操控着这些企业的破产程序，对企业破产持不同意见的职工进行严厉打压。在破产清算程序中，法院的职责应当是对破产案件严格审核和把关，对不符合破产条件的企业不应当直接宣告进入破产程序；在进入破产清算时，对破产企业的债权和债务应严格履行司法监督职能，对不符合破产债权的，不应裁定为破产债权，对没有列入破产财产的企业重要资产，应当给相关利害关系人（如企业职工）申辩的权利。更为不当的是，不应当通过司法裁判的形式制造形式上存在可疑的破产债权或债务。这些债权或债务一般是在没有相关利害关系人参与、债权和债务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代表企业应诉者的利益与企业职工利益相冲突的前提下产生的。更令人可笑的是，个别司法部门还以“越级上访”、“防碍企业破产”等理由对不同意破产的企业职工代表采取“拘留”、进“学习班”（通过限制人身自由，强制上访人员接受法制教育的一种创新形式）等强制措施。

三、上述企业破产所造成的一些不良社会后果

（一）上述企业在破产后，大多数企业职工都呆在家中无业可就。破产企业或政府领导所最初承诺的拖欠职工工资、保险、安置等费用迟迟得不到兑现（或仅兑现很小的一部分），广大破产企业下岗职工的生活陷入极端困苦的境地。
（二）这些破产企业的部分下岗职工为了讨还原单位拖欠的工资、保险或安置费用、为了反映和检举个别领导存在的违法或犯罪问题，长期不断地到中央和各地政府部门或司法部门上访，造成诸多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
（三）部分下岗职工因受生活所迫，又苦于缺乏必要的职业技能，难以找到正当合法的职业，所以他们之中许多人索性干起了非法生意，直接影响了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四）地方政府为了维护稳定和谐的社会局面，不断派专人应付这些下岗职工们的集会和上访事件，有的甚至不惜采取动用警力抓人等较为粗暴强硬的措施，严重影响到政府正当职能的发挥，影响到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所建立起的信赖关系。

四、不当企业破产事件简要评析

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保障大多数具备社会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基本工作和生活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企业破产后，政府应当从财政收入中拨出专款用于维持职工们的生活，这样势必会加重政府财政的负担。单从这一角度出发，政府应当尽可能避免企业破产案件的发生。
但是，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都不可能是偶然的，其背后必然隐藏着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政府让这些不怎么符合破产条件的企业破产其中也是有着很复杂的原因或隐情的，企业破产的结局正是处于强势集团的土地开发商、存在经济问题的破产企业领导及政府个别官员与广大缺乏文化知识、缺乏生活保障的职工弱势群体利益博弈的必然结果。
企业破产制度本来是一项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正常运营的良好制度，但是这一制度一旦被滥用，则损害的不仅仅是债权人或债务人的利益，损害的不仅仅是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它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可能会无法估量，最终因这些企业破产所付出的成本或代价必将由我们整个国家和社会来偿付，将由我们的后代子孙来支付。
正如失地农民一样，破产企业的下岗职工所面临的生活困境同样不应被政府所忽视。作为地方政府，要想制止下岗职工们不断地群体上访事件首先应当考虑的是政府行为自身方面的原因，而不应当依靠“打”、“压”、“骗”的方式来平息事端。要知道“千里长堤，毁于蚁穴”是前人告之我们最古老的警世恒言。

2006年12月1日星期五

（作者简介：王政，系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现为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公司证券、房地产和诉讼等方面的法律业务，擅长刑事辩护，具有多年律师执业经验。）